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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宇 | 难以跨越的鸿沟:从分子和分母两个维度分析2019-nCoV确诊病例和病死率的空间差异——系列之四

发表于 2020-02-05    来源于:邵宇

| 邵宇 陈达飞(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总裁助理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;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;)   原文首发《财经》app


湖北省内外确诊病例病死率的差异可从分子和分母两个维度去分析,分子的差异源于年龄结构和疫情扩散的时间差,分母取决于医疗资源的供求状况。


截止到2324:00,新型冠状病毒全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万,其中湖北省内为13522例,占比66%,武汉市的累计确诊病例为6384例,占湖北省47.2%,全国31%。最新数据显示,疫情仍在快速扩张阶段,但湖北省内与省外的扩散态势却有较大差异,其背后揭示了一些重要信息。

 

119日,疫情开始扩散到湖北省以外,至今,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正在呈扩张态势。湖北省在每日新增和累计确诊病例中的占比都呈现出了U型形态(参考图1)。在新增确诊病例中,湖北省占比的拐点出现在123日(深蓝色线),最低值为40.54%(与124日相同),而后,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态势,至23日升至72.49%128日之后,平均每日上升约2.5个百分点;在累计确诊病例中(绿色线),湖北省占比先出现了连续8日下降的情况,126日降至最低点52%,现在又已经回升至66%128日之后,湖北省在全国累计确证病例中的比例平均每日上升约1个百分点。

 

这说明,从确诊病例数据来看,湖北省疫情扩散的速度更快。原因在于,119日扩散至外省的时候,由于信息的透明度开始提高,疫情已经开始引起全国的关注,23日武汉“封城”,外流人口迅速下降,外省也加强了排查,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,减少了输入性病例数量,降低了病毒的基本再生数(R0)。就湖北省内而言,医疗物资供应的汇聚、全国医护人员的援助、确诊程序的下放等因素,都提高了确诊的效率,使得省内确诊数量提升较快。即使如此,湖北省,尤其是武汉市的确诊进程仍然较为缓慢,大量潜在确诊患者被归类为“疑似病例”或“接受医学观察者”,也有死亡病例被看作“普通肺炎”,故湖北省的各项数据均可能被显著低估,其低估程度可以通过寻找参照系来评估。


普遍认为,湖北省外的确诊、疑似、康复和死亡病例数据较为充分的反应了疫情扩散的真实情况,故可作为一个参照系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平均潜伏期为5.2天(95%置信区间为4.17天),再加上约4天的确诊时间,确诊约需要9.2天(Qun Li等,2020),最长约需要11天。从123日武汉封城算起,至今已经12天,外省首批输入性感染者应已经全部体现在确诊病例数据中,当然,其中肯定还包括第二代(甚至第三代)病例。与此同时,外省与6916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约13万人正在接受,或已经结束医学观察。从新增接受医学观察者与新增解除医学观察者的人数来看,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者的人数可能更早出现向下的拐点。


综合多方面信息来看,湖北省外的疫情扩散状况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。从119日算起,湖北省外控制疫情花了不到两周的时间。按照Qun Li等(2020)的研究,201912月中旬就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病毒可以人传人,若从那时就开始采取果断措施,疫情或早已终结。


另一个可选的参照系以国外撤侨为样本,因为,他们都经过了充分的体检。根据凤凰网整理的数据,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德国共撤侨1149人,查出16人感染病毒,感染率为1.39%。假若这1149人是随机分布的,那么就可以估算武汉市已感染人数(留在武汉的人口约900万),很明显高于现在公布的确诊数据,这在流行病传播模型(SIR模型或SEIR模型等)的模拟中也得到了证明。


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撤侨数据。日本前后分三次、共撤侨565人,共有咳嗽发烧症状31人(占比约5.5%),其中只有3人测出携带病毒(占比约10%),在另外28人中,有5人无症状却携带病毒。这对于春运返程高峰期的防控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因为仅仅测量体温是无法区分感染人群的,但病毒却已经可以传播。


除此之外,还可以从湖北省内、省外病死率的差异中得到同样的结论,这也是引发各方质疑湖北省内数据低估的证据。如图2所示,一方面,湖北省内和省外确诊病例病死率(不考虑康复病例)均在缓慢下降,而且,湖北省下降的速度整体上更快一些,127日之后,两者下降速度大体持平。引起关注的是两者之间“巨大的鸿沟”,为什么这1.9个百分点的鸿沟无法跨越?我们认为,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个维度去展开分析。

 

病死率的分子是死亡病例数量。在累计死亡病例中,湖北省占比已经回升至97.41%,最低值出现在127日,为94.34%。从死亡病例和重症病例的特征来看,主要集中在有基础性疾病且年龄大的患者,而且两者是正相关的,年龄大的群体患基础性疾病的概率更高。所以,年龄结构是解释湖北省内和省外病死率分子之差异的重要变量——从武汉流出的人口更年轻。


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论证。春运返乡过春节的人口主体是农民工和学生,以及武汉常住但可能是非户籍人口,这些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偏年轻化。如图3所以,全国范围内,21-30岁的农民工占比仍是最高的,占比超过25%;其次是41-50岁,占比约25%;第三是31-40岁,占比超过20%。三者合计占比约70%。这与外出务工的意愿是相比配的,随着年龄的增长,外出务工的意愿是逐渐递减的,5059岁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仅为4.4%(参考图3右图)。当然,这个数据也显示,我国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。

 

年龄结构的因素除外,还有一个病毒扩散的时间间隔问题。由于武汉是疫情爆发的中心,且到目前为止,尚未出现有效的医学救治手段,所以,即使是病例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一样,在武汉地区也更早进入到重症或者是病危状态,所以也更早反映在统计数据中。所以,虽然湖北省内和省外是同一日发布数据,但由于疫情的起点不一样,也会导致湖北更加早的确认重症和死亡病例。


湖北省内确诊病例病死率更高,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出现在分母上,即累计确诊病例可能存在显著低估,而造成数据低估的原因可能是客观的,即医疗资源的相对供求状况不同:相对于确诊和疑似病例增速来说,湖北省医疗资源的补给速度仍然较慢,目前仍处于短缺状态,随着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投入使用,可预测湖北省确诊病例人数在短期内会快速上涨,从而也会致使湖北省确诊病例病死率下降,而在湖北省外,医疗资源的供给相对充足,能更快速的确诊感染者。


需要指出的是,造成分母低估的原因,同样也是导致分子较大的原因,即医疗资源整体供不应求,而且存在不配的问题,如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4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中称,武汉病死率高企的原因在于,前期收治武汉重症病人的三家定点医院重症医学床位只有110张,重症病人被分散在20多家医疗机构,医疗团队也非重症医学科专业团队,从到导致病死率较高。


那么,进一步的问题是,低估的程度如何?如果不考虑年龄结构的差异,要想弥补湖北省内外确诊病例病死率的差异,分母需要扩大近10倍以上。如果将年龄结构和扩散时滞的差异都考虑进去,要求的扩大倍数会显著下降。当前用模型测算的结果,由于基本再生数(R0)从2.36不等,测算得到的潜在可能的感染人数也存在很大差异。但是,在大武汉地区,还有大量潜在感染人数未进入医院救治,或被隔离观察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,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已经得到确认,再加上潜伏期和无病症的影响,扩散路径和渠道仍然敞开着。


从日本撤侨情况来看,疑似病例人员的RT-PCR病毒核酸检测可能呈阳性,而病毒携带者的检测反而可能呈现阴性,所以检测试剂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,而且有较长的时滞。故一线医生的建议是扩充(或替换)CT诊断。卫健委发布的第四版《诊疗方案》将“确诊病例”定义为:在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,痰液、咽拭子、下呼吸道分泌物、血液等标本实时荧光RT-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;或病毒基因测序,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。各地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或聚集性病例,由地(市)级疾控机构进行复核确认。这已经大大提高了确诊的效率,但并不能降低(很可能提高)诊断的误差。所以,进一步修改《诊疗方案》中的“确诊病例”定义迫在眉睫。


武汉新采取的对疑似病例隔离观察,而非居家观察的举措是非常必要的,这有助于从病毒扩散的更外围阻断其演变,从而收缩确诊、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基数。其他省市的疫情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,但这并非放松管控的理由,而且应该仿效武汉的举措,对疑似病例隔离观察,防止其扩散至家人。


舆论将关注点更多的投放在确诊、死亡和康复病例上,政策措施的着眼点应该向更外围扩散,采取类似于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策略防止病毒向他人,以及在患者体内扩散,同时,提高每个环节的效率和准确率,都有助于更快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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